白米埔：旗杆夹里藏故事

       关于“末代榜眼”朱汝珍“认祖归宗”的故事，其中那副“田螺唔同石螺种，蟛蜞唔同蟹祖宗”的对联至今仍记忆犹新。说的是三坑白米埔的朱氏宗亲在“榜眼公”朱汝珍衣锦还乡之时，上县城邀请他回白米埔祭祖，朱汝珍欣然应允，并亲笔撰写“朱氏大宗祠”牌匾和旗杆夹，轰动一时。后来有好事者以白米埔朱氏乱认宗亲为由，写了一副对联大肆讥讽，朱汝珍与白米埔朱氏是否同出一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遂成“百年悬案”。

      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甲辰科会试，是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本已时逢正科取士，又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于是甲辰正科便改为恩正并科，从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273名贡士按这次殿试的成绩重新排定名次：一甲三名将获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殿试的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自此以后，从隋代开始，绵延千年，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奏出了最华美乐章的科举制度终于曲终人散。

        白米埔是个宁静的乡村，在这条宁静的乡村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镶嵌在祠堂大门上的“朱氏大宗祠”石刻和保存了近百年的旗杆夹石碑。旗杆夹上两面刻有“光绪甲辰恩科联捷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钦点榜眼及第授职编修臣朱汝珍立”的字样，顶端是两只威武的石狮子，那是为纪念朱汝珍高中金榜而立。这块石碑，不但给了白米埔乡亲美好的回忆，更见证了白米埔人尊崇文化的优良传统。

       现存的朱氏大宗祠面积约1000平方米，大门向东，迎紫气东来之瑞气。门檐高达5米，门上镶嵌石匾，上刻“朱氏大宗祠”五字，字体稳重俊秀。门檐后的耳窗刻有“奎阁”两字，取“中魁入阁”之意。宗祠高达9米，青砖墙，琉璃瓦剪边，屋顶两侧为镬耳，虽经二百多年风雨，至今仍巍峨挺秀，是粤北地区现存最高大、保存最完好的宗祠之一。宗祠大门两侧沿巷的建筑物均为附祠。门口的照璧是一件历史悠久的木雕屏风，祠堂是四进结构，前座是仪门，中座为大堂，大堂中间为大厅，高悬牌匾，两侧大柱有楹联，后座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据介绍，从前祠堂两旁设有读书室，每进均设一间，前为天井，后通青云巷，十分宽敞，厅旁设有登阁楼梯。宗祠坐西朝东，明亮通爽，静穆的祠堂，清秀的庭园，确是朱家子弟读书的好地方，难怪朱氏先人当初把它设计成既是祠堂又是书院（私塾）的格局呢。解放后，这里成为“白米埔小学”的校址，造就了不少杰出人才，十多年前，朱氏后人积极捐资，择地另建校舍，“白米埔小学”才正式迁走。时至今日，当年的师生对朱氏大宗祠仍非常怀念。

       朱氏大宗祠前有池塘，侧有古榕，温馨宁静，显得古朴而又略带几分书香，宗祠的广场、门楣、橱窗以及旁边的麻石小巷里镶嵌着许多石匾，还有一件刚寻找回来还未来得及竖起的石碑，上面刻有“乾隆甲寅恩科亚元升授广西抚标右营游府朱献彰立”的字样。朱氏大宗祠作为保留完好的清代书院式宗祠，不但闪烁着历史文物价值，而且还蕴藏着历史人文价值。令人惊讶的是，它与福建、广州两地的“考亭书院”有着惊人的相似！

       遐尔闻名的考亭书院

       朱氏首间“考亭书院”位于福建省建阳县的溪山玉枕峰。南宋初年，朱熹的父亲朱松被奸相秦桧罢官后到此办学。朱氏第二间“考亭书院”位于广州珠江河畔。清朝乾隆年间，抗元英雄朱文焕的后裔在广州府新宁县（今台山）已发展成为大族。为了弘扬祖德，勉励子孙学业有成，朱氏家族于是在广州建造一间新的“考亭书院”（又称朱家祠）。据《粤桂朱氏源流》载：“考亭书院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建院目的除纪念朱文公业绩外，又便于朱家举子赴省或京参加会试或殿试。书院还规定，凡本姓人中举人以上的，必须接受紫阳书院（紫阳是朱熹别名）的奖赏和在这两院举行的祭祀仪式，这种做法直到清末科举制度取消方终止。”可见“考亭书院”有其特别的祭祀功能。作为理学家朱熹的后裔，白米埔朱氏大宗祠建造得具有书院功能，既承传了历史，又合符时代发展潮流。

       朱氏群英耀中宿

       朱汝珍家族涌现出不少类拔萃的人物，他的高祖父朱大裕，是清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恩贡生，善诗文，曾任广东始兴县教谕。曾祖父朱澧（号达河）自幼聪慧好学，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获拔贡廷试一等，历任武英殿校录，广东连山、长乐（今五华）两县教谕，候补知府，工于书法，著作甚丰，死后诰赠中宪大夫。伯祖父朱松龄(号苍山)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优贡选入国子监读书,历任广东阳江县训导、阳江濂溪书院山长，博览群书，著作等身。父亲朱猷彰（号宝愚）生于道光年间，少好读书，早年投笔从戎，在驻韶州清军当幕僚，后升至京师直隶州知州、知府。著有《武功辑略》、《防韶援惠记》、《嘉乐堂吟草》等，名震清远。遗憾的是朱汝珍年少丧父，生活艰辛，幸亏家乡善长仁翁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凑足盘缠上京赴考，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末代榜眼，为朱氏族人和清远人民赢得了荣誉。

       朱汝珍（1870—1943），号聘三，又号隘园，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少时发奋读书，以县试冠军入读清远县学，22岁时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广雅书院，取列广州府闱第一，27岁考取拔贡，以朝考一等钦点七品小京官，签分刑部江苏司行走，开始了仕途生涯。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逼于舆论压力，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并举行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最后，慈禧太后钦点直隶肃宁的刘春霖为状元，广东清远的朱汝珍为榜眼，广州驻防汉军正白旗人商衍鎏为探花。朱汝珍写得一手好诗文，又擅长书画艺术。他知道刘春霖、商衍鎏、张启后（传胪）也有书画作品，便将四人的作品配成一套，名为“四屏”，成为当时极享盛名的书画珍品，如今更是价值连城。

光绪三十年(1904年)，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河南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试，因此，1904年产生的状元即为末科状元。因为状元人选数次易主而令朝野轰动，种种传闻和猜测传遍大江南北，颇受国人关注，增加了这次科举考试的神秘色彩。各种传闻中，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朱汝珍夺魁”。慈禧太后翻阅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时，见字迹流利，文词畅顺，内心颇为欣喜。但一看落款，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霎时想起了被她下令推入井中溺死的珍妃，想起了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人都出自广东，于是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当慈禧翻阅刘春霖的试卷时，见“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加上直隶（今河北）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烟四起、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来说，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慈禧大笔一挥，刘春霖遂成状元。后经主考官翁同和的保奏，朱汝珍屈居榜眼，而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更惨，虽然会考第一，但由于与谭嗣同同姓，主考官怕慈禧怪罪，连他的考卷也不敢上呈慈禧。故此，当时有句俗语：不怕读死书，只怕安错名。

       朱汝珍中榜后授翰林院编修，他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1906年赴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深造，回国后任京师法律学堂教授，南书房行走，实录馆总校官等职，并担任第一次法官考试贵州省主考。民国初期，跟随溥仪小朝廷，编纂皇室档案。1924年后，辗转北京、天津、清远、香港等地，曾任侨港清远公会会长，香港大学教习，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兼附中校长。抗日战争爆发时，68岁的朱汝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在香港主持清远公会，组织募捐、义演为抗战筹款，积极帮助因战乱而流浪在香港的三万清远难民安全返乡。他离开香港后回到北京，不幸因病去世，享年74岁。

       历史功过，由史家评说。朱汝珍这位中国末代榜眼公，是撰写岭南文化史以及中国文化史都不能回避的人物，他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却坚守着读书人的操守，他主持编撰的《藏霞集》、《民国清远县志》、《中外刑法比较》、《词林辑略》和《词林姓氏韵编》等，为后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撰文/高峰）